从1937年至1990年的漫长53年软禁生涯，让人唏嘘不已，也引发无数疑问：为何离开西安、离开东北军注定凶险无比，但张学良仍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对此问题，中外史学界提供了诸多不同解释：
现代人谈及西安事变，总会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领竖起大拇指，对他们心系国家命运、勇敢果断地采取爱国行动赞赏有加。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那段时间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从后来的视角看，他们的行为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当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舆论，对他们的行动多持批评态度。
苏联对这次事件的立场显得犹豫不决。当张、杨采取军事行动后，苏联迅速改变口风，将西安事变斥责为日本人的阴谋，并指责张、杨分裂中国。
与此同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张学良为了实现更大政治野心而向蒋介石发动的突然袭击。
即便是在国内，那些同情西安事变的人士，也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般表示，这种非常规手段无法被全国人民接受，并要求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冯玉祥也在电报中敦促张学良先释放蒋介石。
正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全国刚刚经历军阀混战勉强统一之际，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决定显得仓促且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在多数人看来，他们只是地方实权派，为自身利益行事，而非出于国家大义进行劝谏。因此，要让国人理解他们的初衷，张学良必须展现诚意。
他选择不杀蒋介石并最终将其释放，以此证明自己的行动是一场“劝谏”而非夺权。此外，他亲自陪同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无武装随行，以表明自己无私心，此次兵谏光明磊落。
尽管近年来有人讽刺蒋介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36年，他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结束了军阀混战，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面对蒋介石坚定不移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仅靠柔言劝说已无法奏效，因此只能诉诸非常手段。即使如此，也不能轻易伤害他。在经过多方谈判之后，最终仍需放他回去。
根据新近披露的史料显示，在策划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与部下们进行了商讨，于学忠曾质疑：“抓住他容易，那怎么放他呢？”这个问题确实棘手至极。
蒋介石是以全国最高军政领袖身份来到西北督战，却在西安遭遇挫折，被张学良擒获。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是光彩之举。
西安事变无疑给蒋介石的声望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事件趋向和平解决，蒋介石一方也愿意妥协以换取自由之时，如何将他安全送出西安并恢复其受损的威望，成为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周到地接待，让蒋介石自己的人来接；派遣可靠的心腹护送；或者由他们亲自带兵护送。看似都有利于确保安全，但为何张学良最终选择了孤身犯险？
实际上，相较于杨虎城的强硬立场，张学良对蒋介石表现得更加温和。
他在促成释放蒋介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既然通过兵谏达到了目的，他意识到需要维护蒋作为中国军政最高领袖的尊严。
由于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形象受损，而这正是因张、杨二人所致。因此，亲自护送他回南京，不仅可以让此事载入史册，还能尽力修复他的个人威信，并改善与蒋之间的私人关系。
对于张学良这种考量，汪荣祖在《评说蒋介石》中记录了他的原话：
“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至感到难堪，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之事也不至于反悔了。”
“我抓了蒋，现在送他回去，一抓一送；我去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岂不是千古美谈！”
这些言辞，与其晚年九十高龄才重获自由相比，显得天真而单纯。
当时东北军将领后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展示了一份由张学良亲笔书写的手令，其中要求东北军听从杨虎城、于学忠调遣。
在西北地区，由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共产党的红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正是张学良敢于独自护送的重要原因。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不是杨虎城而是张学良去护送呢？这要归结于张与蒋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坦白而言，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就如兄弟般亲密。
1929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分裂中国的图谋，并政治上大力支持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强大的东北军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其它大小军阀又有多少底气与蒋介石抗衡呢？
1930年，中原大战正如火如荼之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突然出击，迅速扭转了局势。
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联军顷刻间溃不成军，最终将胜利拱手让给了蒋介石。这种深厚的情谊，比亲兄弟还要紧密，对蒋介石而言，无论公私都是莫大的恩惠。
因此，作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学良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策划西安事变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并且孤身送蒋回南京，也因为他相信无论如何，蒋不会对自己下狠手。
回到起点，掌握十几万大军的张学良，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底气。而且，对于手握重兵却反对自己的军阀，蒋介石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处理方式。
以1933年的福建事变为例，当时被派去“剿匪”的十九路军在多次失利后觉醒，并走上了反蒋道路。他们割据福建成立革命政府，但一年之后失败。然而，这场叛乱的四位主谋者，却都活得好好的：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逃亡海外，到1949年仍能参与政协会议，一直生活在大陆直到1968年；
司令陈铭枢流亡香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仍受任于国民政府，并于1947年以将身份退役；
而蒋光鼐则继续担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官，并获陆军上将衔；
李济深虽被开除党籍，但抗战爆发后依旧挂职国民政府，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衔。
这些人公开反对蒋介石，比张学良更加激烈，却没有受到严厉惩罚。
对于即将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来说，这些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威胁也步步逼近。他拥有十几万精锐部队，与蒋交情深厚，将其送回南京似乎并无风险。
然而，他低估了形势。引以为傲的东北军，在他离开后陷入内讧，很快分崩离析。
这支看似强大的军事集团，自从丢失东北家园以来就士气涣散。当张学良飞离西安那一刻，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已与父亲一手创建的东北军诀别。
尽管张学良在权术方面远胜许多初入仕途者，但与老练的蒋介石相比还是显得稚嫩。当他抵达南京便立刻遭到控制，不久便站上军事法庭，不过数日，又被特赦释放。
这一切仿佛在瞬间发生，张学良或许当时还心存侥幸，以为蒋介石不过是走个过场，他很快就能回到东北军的怀抱。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困于失去自由的煎熬中。
抗战爆发后，他依旧无法重掌兵权抗日。这究竟是蒋介石不近人情，还是张学良太过稚嫩？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去南京时是做好了被枪毙准备的，我明白自己理应被判死刑。我是一名军人，也曾统领部队，如果我的下属胆敢如此，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处决他。”这些话出自唐德刚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晚年获释后的张学良亲口说出。
从这段言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学良作为爱国将领的无畏与果敢。
他以必死之心发动西安事变，同样以这种心态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换句话说，这正体现了他行事始终如一、勇于承担责任的浩然正气和义薄云天。
按照张学良自己的逻辑，如果他的部下对他发起类似叛乱，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执行死刑。
因此，为了大局着想，他毅然放弃了东北军的一切，将生死置之度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无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即便面临死亡也毫不畏惧。
古语道：置之死地而后生。张学良做到了！原本预期的是死亡，却最终被囚禁了一辈子，但生活无虞，还有美食佳肴相伴，更活到了百岁高龄，这或许已经超出了最初设想中的最好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历史中存在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例如，他声称九一八事变是不抵抗命令由其亲自下达。但近年来台湾解密的一些档案却显示，该命令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布的。
因此，对于晚年张学良的内心世界，不少历史研究者难以捉摸。他为何要把一些本该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承担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是记忆偏差还是隐藏着未揭开的历史真相？
晚年的张学良曾表示，他们这一代人知晓太多事情，但有些已成往事，不必再提，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就让它们随风而逝吧！
在西安事变之后，为何选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我认为，这是因为张学良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对中国百姓怀有深厚的大义，同时又对蒋介石抱有兄弟情谊。他身上流露出的率性和天真，与其他老派军阀截然不同，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敢作敢为的不拘小节使然。
回顾西安事变前的人生经历，也许我们能找到答案。出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时年仅36岁。
在这三十六年的岁月中，他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作为军阀张作霖的儿子，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他曾沉迷毒品，但最终毅然戒除；他参与了两次直奉战争，见证了恩师郭松龄反对奉系的壮烈事件；皇姑屯事件中，他体会到权力斗争的残酷。
随着历史车轮滚动，他主导了东北易帜，并不惜一切代价地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在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重大历史时刻，他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与红军在西北激战，甚至策划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这些波澜壮阔的经历，使得他的同龄人无可企及，而老一辈则心生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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